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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齐奥塞斯库把邓小平的口信捎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是认真对待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指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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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讲话无疑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你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说：“没有。”

华莱士又问：“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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