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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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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