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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民融入当地社会铺路

1978年7月，联合国高级难民特使保罗·哈特林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援助的请求。由于中国的难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难民营那样只提供暂时帮助，而是提供一个长期的难民解决办法，要让这个办法更为有效，联合国的援助显然十分重要。

随后，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致力于中国的难民安置，关注中国难民社区。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共同主持的项目，不但为难民提供即时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时也为收留难民的农场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农场由于接受了许多难民而财政紧张，只有努力扩大再生产，才能更好地“消化”新来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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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厦门大学博士张坚的研究显示，到1985年为止，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援助了76个中国国营农场。根据计划，4年之内，所有的难民都将自给自足。这样，几年后越南难民在中国的安置问题就将告一段落。

“这种安置与其他国家安置难民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为难民提供足够的粮食、干净的水源、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设施，而是从安置伊始就考虑到如何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中，为难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扎实基础。”张坚说。

多数难民选择定居中国

在国际上，对难民的主要安置办法是: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结束后，所在国政府将难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纳为所在国的居民，或者转到第三国安置。中国政府也曾经与老挝政府协商，共同签订了《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根据这一协议，1991至1997年间，3000多名老挝难民分17批顺利地返回了家园。

当然，也有不少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最终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久居住下去。“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一位难民表示，当年中国在难民进入之初采取的积极政策和措施，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有报道显示，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却将中国政府安置难民的措施视为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怀柔”政策。张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愿意将其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远人不服，则使之来，既来之，则安之”的“大同思想”。

当年难民已成投资越南主力

广东省的清远农场当年接收了6207名难民，这些难民大都靠养殖鱼虾和种植水果谋生。人口的不断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但更多难民还是能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难民首要问题是安顿下来，养家糊口的话，那么，如今，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原来就有浓郁越南情结的难民，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脉、感情和土地资源，寻找自己发展的新空间。当年被安置在广西浪湾农场的吴祖致的儿子吴权佑，早在2001年就开始酝酿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种植木薯、剑麻等产品，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广阔、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生产。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吴权佑成功地把木薯产业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广宁省。广宁省省府下龙市近郊的200多亩土地，已经被吴权佑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于种植木薯。

吴权佑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木薯套种每年每亩地投入800元人民币，收入高的可达4000元人民币，越南当地劳动力价格每年不过400元人民币，而且销路不用愁，大量的木薯全部提供给在中国境内的武鸣木薯加工厂加工，而且价格还将逐年上涨。

事实上，吴权佑的木薯计划还得到越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所在地方政府的项目官员阮闽庸说:“我们土地多，木薯能够带动很多农民增收，还能上交不少财政税收，吴权佑自己还有越南血统，我们当然欢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