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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月，我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疼得满地打滚。专案组急送我到301医院，不知何故医院这次竟不肯收。我只得写信给家属，家属又赶紧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马上批示下来，我才得以住进301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时期后，病情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小平同志写报告，请求准许我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望能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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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年夏天，专案组王组长来和我商量，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我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

　　因我仍有不同意见，反复争论，拖了很久。后来我的老伴极力劝我，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我勉强同意签了字。王组长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也早就想丢掉我这个包袱了。他宣布：中央决定给我解除监护，仍让我回山西任副省长。我出了医院，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又回山西去了。

　　1975年秋，我刚到太原时，省委还有让我参加工作之意，说是先住几天宾馆，等安排好住房，即迁往省领导大院宿舍。但不几天就变了，说我身体不好，还需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我搬到晋祠去。晋祠招待所像个公园，最适于疗养。这实际上是不让我参加工作，我知道他们必有难言的苦衷，当然服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