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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美国经济从上一年超过6%的GDP增长率一落千丈，仅为。而且，由于越战财政开支过大，美国经济逐渐陷入衰退。1969年12月，美国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1970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GDP增长率只有可怜的。新任总统尼克松自1968年当选后，开始着手撤军筹备工作。1973年，美国确认从越南的撤军。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南越反政府武装、越南共和国，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条约)。随后两个月内，美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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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的压力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战略契机，实际上出现在1969年。1969年3月，苏联军队数次武装入侵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并炮击中国岸上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中苏关系彻底恶化，从貌合神离转向直接对抗。

    中国当时虽然落后，但却是一个地方大国，且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是顶尖的战略家。中苏珍宝岛冲突后，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上赫然出现这样一段话：“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美帝、苏修)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这一报告中，最重要的国际战略信号就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敌人由一个变成两个，从原来的“美帝”变成“美帝、苏修”。

    据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实权派人物、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称，美国很快接收到这一重要战略信号。在苏联展开对美国战略进攻，且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背景下，美国认为此时继续打越南战争已不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完全可以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中制苏”，而不必去和中国为敌盲目消耗国力，美国就可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前提只有一条，就是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

    对美国来说，和中国改善外交关系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只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就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外交上使中国比较被动，急需寻找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对抗的大国的外交改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双方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双方有着一个共同的威胁——苏联。

    当然，这其中彼此也一定互有条件。譬如，中国必然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而对美国来说，撤军则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在中苏对抗的第二年即1969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请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使其在后面近20年的东西对抗中与苏联相比占尽优势，苏联最终分崩离析。可以这样说，美国如今的霸权地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的。反过来，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崛起，同样也是借助美国的力量。中美的特殊关系，就是在这个阶段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