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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政治部和第三厅均安排有设计委员。鹿地亘夫妇很快收到了政治部颁发的设计委员聘书。郭沫若说，他们俩是“属厅”的那种设计委员，“事实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当鹿地亘的夫人池田幸子拿到聘书后，她没有料到此举会成为三厅的唯一，也打破了三厅酝酿之初的一种固守，即不录用女职员的内部规定。据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介绍，在最早关于政治部的一次闲话式讨论中，“有一则是集中攻击女职员，他们认为政治部应该以不用女职员为原则。贺衷寒、康泽、刘健群三位主张得最坚决，以为用女职员有百害而无一利。陈诚也表示赞同。他说他最不满意的是女子穿军装，头发用电烫，脚上有的还要穿高跟鞋，真是对军人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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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贺衷寒是拟定中的一厅厅长，康泽是二厅厅长，刘健群是三厅副厅长。他们都是特务组织复兴社的主要成员。贺衷寒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训处长以及新闻局长，授陆军中将衔。康泽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复兴社中央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等职，亦为中将军衔。刘健群亦任过军委会政训处处长、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广州行营二厅厅长等。这几位在政治部都属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共同对女职员的蔑视，自然成了政治部的主导声音。更何况还有陈诚的支持。这样，在政治部成立时不录用女职员则成了一种共识。而原本“闲话式的讨论”则演变成了一种规定。

　　对这种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做法，郭沫若并没有反对。在以后三厅的遴选人员中都没有出现女性。郭沫若甚至为此拒绝了时已成名的左翼女作家白薇加入三厅的要求。

　　阳翰笙曾经评价过白薇“在左翼女作家中她堪与丁玲比肩”。白薇1938年抵达武汉，知道三厅正在网罗一些抗战的文化人，于是便给郭沫若写信，表达“愿听凭郭先生驱使”的意愿。郭沫若虽然知道白薇很有才华，但碍于三厅有不录用女职员的内部规定，故而没有回应，白薇终与三厅失之交臂。

　　自从池田幸子打破了这一规定之后，情况即出现了变化。有幸成为池田幸子第二的是另一位日本女人。她外表温文娴静，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但她柔和的嗓音却似利剑一样成为一种特殊的反战武器。她就是日本女作家、世界语运动者、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1938年7月，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帮助下经香港、广州到达武汉。当时三厅的国际宣传急需专门人才，绿川英子随即成为三厅国际宣传处一名从事对日反战的播音员，也是自池田幸子后三厅第二位女职员。日本军方曾称绿川英子为“骄声卖国贼”，而周恩来在一次文化界的聚会活动中专门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你称为‘骄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武汉时期，绿川英子将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以后她在回忆录《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一阶段仅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她把这一时期称为“昨日的玫瑰”，以此注释那一段温馨的回忆。

　　两位日本女人加入三厅，参加中国的抗日宣传活动，历史记忆了这两位女子的身影和声音。郭沫若曾经评价她们“勇敢的决意和出色的行动，完全证实你们和我们是全然站在同一战线上。我们大家受同一脉搏的鼓动，我们大家的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拥护正义，争取真理，在以决死的意志完成为先驱者的使命的这方面，我们完全是一心同体。”“血向相同的目标流动”，是诗人郭沫若的语言风格，在浪漫中彰显坚定、正义和力量。它同样也是对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这两位日本女子投身中国抗战事业的极高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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