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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在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担任江青首任秘书，后被江青诬陷为“坐探”，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七年半，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五年，1979年平反后重新被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2012年2月中旬，七十五岁的阎长贵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虽然当年江青给我带来七年半的牢狱之苦，但我对这个人的认识和评价，还是一定要采取客观的态度。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一些回忆文章和与同事合作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以及电台采访视频和记者采访录是可以提供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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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戚本禹推荐当上江青秘书

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社，师从《红旗》杂志编委、中国哲学史专家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1962年，毛主席对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题为《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短文做出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现在想想，当时毛主席批示这篇文章，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有“讳疾忌医”的意思。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初又把我带到钓鱼台，要我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文革”以前，江青在党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后，特别是1966年8月31日，她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一天几百封甚至一、二千封，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江青处理群众来信的办信组成立，有七八个人，由我负责，直接归戚本禹领导。

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戚本禹告诉我们三个原则：第一，江青亲属、朋友和熟人或是关系重大、重要问题的信，做摘要并附原信送阅，这样的信每天最多3到5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转有关部门，如林总（林彪）处，总理处以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各部门或各省、市等，这样的信占99%以上；第三，反对和攻击江青的，都转公安部门处理。

说实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对待这项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有时候要到晚上十一二点。

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这个谈话过了大概半个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戚本禹到我办公室来，兴冲冲地说：“已经定了，调你去当江青的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他去了。

我后来知道，江青秘书当时有四个候选人，我的资历最浅，最年轻。我之所以被选中，戚本禹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当时我跟李讷关系不错，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大学文科毕业，谈话比较投机。我出身贫下中农，文章还得到过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过去有个顺口溜，说大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江青跟我说：“你还有点劳动人民的味道，还没有完全‘化掉’。”应该说，这是很高的政治评价，也是江青接纳我的重要原因。我给江青做秘书，我的老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是不大赞成的，他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同志做秘书。”

“文革”之前，江青身边没有专职秘书，在“文革”十年中，她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是杨银禄，第三任是刘真，第四任是刘玉庭。我做江青秘书，主要任务是收发管理文件和接电话等，我从来没为她起草过讲话稿——这方面她不需要。当时发给江青的文件，每天加起来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字数有十几二十万字。这些文件不能一股脑地送给江青看，但如果她听陈伯达或者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而她没有看到，我罪过也很大。所以文件分类，对我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费脑筋的事情。

我把文件和材料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必须看的，一类是参阅件，再一类是浏览件。每天上午江青起床前，我就把这三个卷宗送到她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时坐的沙发右边茶几上，并在第一份卷宗上用曲别针别个小纸条，写上每天的日期、星期几以及这一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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