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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概是我们到《红旗》工作十多天后，戚本禹让我们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进去时，他正打电话。他对对方说：“我看不要批了！”他放下电话，对我们几个说：“刚才我打电话给郦家驹，给田昌五讲情，要他们不要批田昌五了，让田写写批判文章么！”我对他说的话摸不着头脑。后来应永琛告诉我，1964到1965年的海阳“四清”结束后，历史所党组织对田在那里的“错误”进行批评，并做了组织结论。“文革”爆发后，田昌五在一次大会上说：“海阳‘四清’中的问题是刘导生搞的，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说我翻案，我就是要翻案！”我这才知道田对历史所党组织对他的批评耿耿于怀，此事大概不了了之。戚本禹与田昌五的关系一直不错，1967年江青的讲话稿《为人民立新功》发表后，因为其中涉及《战国策》上的一篇文章《触詟说赵太后》，戚就让田昌五将该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次戚见到我们，还提起这事说：“我那是让田昌五亮亮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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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底，孙达人发表了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在史学界引起轰动。1966年3月份，《光明日报》就“让步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当时北京史学界的名流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等都参加了。戚本禹开完会回来，对我说：“在会上我看见你老师了，侯先生说他从来没有讲过让步。翦伯赞看见我，赶过来要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最近我还准备写批判他的文章呢。”

第二天我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学术座谈会的纪要，已经感到巨大压力的翦伯赞在会上再也不敢阐述自己关于“让步政策”的观点，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讨论。没过几天，戚本禹、林杰、阎长贵联名发表的批判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应该批判》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我们最先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并且都仔细读了。当天晚上，戚本禹没有回家。吃过晚饭，他同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故宫和景山附近散步。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那篇文章。戚说：“这篇文章写得有点粗糙，因为是几个晚上赶出来的，我们一边写，印刷厂一边排，看了三遍清样，就去找康老签字了，以后又送《光明日报》连夜发排，所以没有来得及仔细推敲。我还得向李斌成表示歉意，他也参加了写作，名字没出现。”我这才知道李斌成是这篇文章的撰稿者之一，还很为他没能在文章上署名抱不平。戚问我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我们当然都说好。我说：“整篇文章高屋建瓴，气势凌厉，翦想反驳都不敢。文中开头几句写得好：‘当今鼓吹资产阶级史学的挂帅人物，吴晗算一个，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戚听了很感兴趣，问：“好在哪里？”我说：“这里的‘此’字用得好，一下子将翦给突出出来。如果将‘此’字换成‘这’字就平淡了。”

又过了几天，戚突然找我去他的办公室，说：“你去一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找宁可，问问他对批判历史主义的看法。”当天下午，我带着《红旗》杂志的介绍信乘公共汽车赶到北京师院历史系。系里看到我是《红旗》的记者，知道有来头。当时正是批判之火越烧越旺的时候，宁可的历史主义也在批判之列。该系的党总支书记接待了我，他说宁可参加“四清”还未回来，你们《红旗》对批判历史主义有什么看法？我明白他是在摸我的底，而戚只授权我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就推说我只是来了解情况，至于历史主义应该怎么看，我也不清楚。他说宁可最近有点紧张，因为有不少批判文章涉及他。回来后，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戚作了回报。戚说：“宁可的观点也不是全错，不过他将历史主义强调过头了。翦伯赞讲历史主义，理论上的论证不够，宁可对历史主义的论证就深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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