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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四五天，戚召集我们几个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汇报查找资料的问题，谈话中，我说：“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陈伯达同志的文章，他是比较早提让步政策的。”戚听了，立即严肃起来，说：“这事你不要向外谈。现在有人正抓这个问题，将‘左派’、‘右派’混在一起打，搅乱阵线，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中有人提到，照目前的批判，郭老和范老都有问题，也应该批判。戚说：“我告诉你们，郭老和范老不能批判，主席已经保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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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从四月开始，戚就不来上班了，我们几次找他汇报工作都找不到人，问张玉铭，他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到上海参加“五一六通知”通知的起草工作了。不久，我们就搬到西郊的西颐宾馆马列主义研究院继续工作。5月底，《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基本编纂完毕。正在此时，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以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影射批判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我们这些被“极左”思潮激励起来的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就向戚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同意，我们就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参加运动了。

回所后，我们看到历史所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此前，已经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我的导师侯外庐，攻击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时我们对批判侯先生已经不满足，就又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6月2日当晚贴出大字报，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早上上班来到办公楼，就看到贴满了反击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是“右派翻天”。此后几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就遭到了大小会的批判。批判我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但当时的形势却是造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一派鼓励造反的调子。而在历史所却是批判打击造反派，这当然使我们越来越不服气。

7月16日深夜，傅崇兰、我、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六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揭露历史所发生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此事虽然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但我们几个人也立马引来更残酷的批斗，硬逼我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后我们都屈服了。傅崇兰又在一天深夜于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

8月上旬一天下午约4点钟，我正在建国门外的宿舍里，历史所的秘书翟清福突然找到我，说有要事，即同我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我吓了一跳，里面坐着学部工作组组长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办主任），还有关锋、戚本禹，另有曹轶欧（康生之妻）和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后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立即想到，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我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我去坐。我见他对我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他小声问我： “受苦了？检讨了吗？”我说检讨了。他说：“检讨收回。你们造反是对的，重新起来给他们斗！”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关就开始讲话，大意是：据他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造反派的事件。今天他们几个人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造反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张际春检讨说他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问题，结果是造反派受了镇压。他要求工作组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时间已到晚7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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